風格標記翻譯

根據劉必慶的劃分,風格標記通常分為“形式標一記” (FormMarkers)與“非形式標記”(Non一 FormalMarkers)兩大類。所謂“形式標一記’,,是指著眼于語言的音、形變異的風格符號體系,它是我們借以識別風格的最重要的手段,通常包括以下六個類屬性標記,即:音系標記 (phonologiealMarkers)、語域標一記 (RegisterMarkers)、句法標記 (SyntaeticMarkers)、詞語標一記 (LexicalMarkers)、章法標一記(幾 xtualMarkers)和修辭標記 (MarkersofFi筍 esofspeech)。
常州翻譯公司一個作家的風格咋看起來似乎非常玄乎,說起來好像也很“虛無縹緲”,但其實它們都以一定的語言物化形式存在,而且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借助這些物化的語言符號來認識和判斷它們的。因此,要想從語言形式上認識原作所承載的風格意義,我們所要做的最基礎的一步就是正確認識和熟練掌握這些標一記符號,并能準確分析它們在文中所發揮的作用。只有這樣,我們刁‘能避開對原作風格進行隨意的主觀臆斷,才能使風格分析和風格的翻譯轉換等變得更加科學、更加客觀、更加可操作。著眼于文章音、形等變異的形式標記風格符號體系無疑是考察作家作品風格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但是單憑這些物化的語言形式符號是無法全面準確地認識作品格,因為風格還跟一些其它因素有關。要做到全面而準確地認識作家作品風格,我們還必須借助于一些更高層次的符號體系,而這些更高層次的符號體系就是著眼于審美效果的非形式標記風格符號體系。所謂非形式符號風格標一記,主要是指風格中的一些非形式因素,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神韻、風骨、氣勢、情調等等抽象的概念。這些東西往往是非直觀的,既看不見,也摸不著,完全是一些主觀印象,是屬于意象的或心理的和情態的“非形式因素”,在美學上稱為“非定量模糊集合”。雖然這些符號是“非形式的”,但卻承載著重要的風格意義,我們在翻譯時切不可忽視。

新編當代翻譯理論

到了近代,歐洲翻譯界對風格翻譯的爭論相對較少,但更多地出現了以翻譯實踐來證實、凸顯原文風格的一些譯者,其中首推達西埃夫人,她采用準確譯法,逐詞逐句地模仿原作的風格,為樹立或恢復荷馬在當時讀者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做出了重要貢獻。法國的夏爾·巴特主張,保留原文思想的先后次序和表達方式能夠體現作者的獨特意圖,強調用相同的表達形式和篇幅再現原作的表達形式和亮麗思想,在譯文中保留原文中的修辭手段和語言形式,以保持和再現原文的風姿。
總之,從古至今,風格的翻譯一直倍受歐洲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的重視,盡管爭議不斷,但每個時期都涌現出一批出色的翻譯大師和翻譯理論家,他們極力主張并推崇風格翻譯,并在實踐中加以證明,推動了歐洲各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推動了文學、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相比較而言,中國古代對風格傳譯似乎相當漠視。在古代佛經翻譯中曾經有過“文”與“質”的爭論,但其出發點不在原文風格再現上,而是更多地考慮翻譯時直譯還是意譯等,這與古代歐洲翻譯中明確主張風格傳譯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這一狀況一直延續到嚴復才得以改觀。1898年嚴復在《天演論》的譯序中首次發出“譯事三難,信、達、雅”的感嘆,其中“雅”就是針對風格而言的,但也只是強調譯文
語言應該“雅”,以滿足封建士大夫們的閱讀喜好。此后,“信、達、雅”就一直被中國譯界視為譯文質量的評判標準,成為統領中國翻譯界近百年的金科玉律。期間雖不乏學者撰文對此加以討論,但大都聚焦于對其精神實質的理解和領會,即使有質疑者也大多只是試圖擴大并延伸“雅”的內涵,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對“雅”的合理性提出質疑。如劉重德在充分肯定“信”和“達”的基
礎上,大膽地對“雅”進行修正,提議改“雅”為“切”,形成“信達切”三原則,并將其細化為“信—信于內容;達—達如其分;切—切合風格”。這一理論觀點開啟了中國風格翻譯研究的垂幕,翻開了中國翻譯理論史上嶄新的一頁,對中國風格翻譯的理論與實踐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劉必慶認為,?常州翻譯長期以來,翻譯界對翻譯風格的理論研究重視不夠,缺乏充分的科學論證。正是看到了目前翻譯風格研究的的落后狀況和翻譯風格研究的迫切性,他在其專著《新編當代翻譯理論》中列專章“翻譯風格論”對翻譯風格問題進行了理論上的探討和論證。他認為,風格翻譯具有一定的原創性(originahty),但譯文風格對原著風格即所謂“原型”存在相對的依附性,而翻譯風格對原著風格的這種依附性就要求我們在進行語際間的風格意義轉換時,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發掘原語的全部風格意義。也就是說,譯文風格要想適應于原文風格,達到風格表現上的對應,譯者必須要善于體察原語的風格意義,要能識別原語中各色各樣的表現這種風格意義的符號標記。這是因為風格并不是什么虛無縹緲的質素,而是通過一定的語言形式表現出來的,往往會見諸于“形”,這種“形”就是風格的符號體系,即所謂的“風格
標記”(st貝 isticmarkers)。通過對語言的結構形式也就是語言的符號體系進行分析,人們可以認識和把握原文的風格。

翻譯理論和翻譯教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

達到翻譯目的的所有可能手段。此外,陶友蘭
(2006: 39)還結合當前流行的西方譯論提出了這樣
的觀點:既然目的論提倡用戶至上,翻譯活動是為了
達到用戶的目的而進行的,所以教材編撰者是為翻
譯市場培養學員,必須要對當前的翻譯需求與市場
走勢以及翻譯研究的動態有足夠的了解。
為此,韓子滿(2005: 49)建議,非文學翻譯在翻
譯技能課中要占相當大的比重,這是因為包括商貿、
科技等應用文體翻譯在內的應用翻譯已經成為翻譯
實踐的主流。在翻譯教學和翻譯教材建設中區分文
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十分重要,因為與文學翻譯強
調忠實相比,非文學翻譯在很多情況下是不需要過
分忠實于文本的,很多時候可以采取摘譯、編譯、選
譯、譯寫就可以完成任務。賈文波(2004: 38)認為,
在翻譯教材建設中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不同文
本的功能和目的不一樣,翻譯的要求和標準也不一
樣。在應用文體翻譯中,譯者根據譯語的文本規范
和讀者樂于接受的形式對原文作些調整和修改,或
抽象概括原文信息改換原文形式,或增刪補改原文
內容進行篇章整合,甚至將原文改得面目全非,這些
在應用翻譯中常有的做法哪一條也不符合我國傳統
譯論的標準,但卻都是應用翻譯中行之有效的慣用
方法。馬會娟(2005: 81)表示,脫胎于“信、達、雅”
傳統翻譯理論的商務翻譯標準不適合商務翻譯的實
際情況,很難用來具體指導不同商務文體的翻譯
……商務英語的文體形式有公文體、廣告體、論說
體、契約體、應用體等。因此,不同的商務文體應該
有不同的具體翻譯標準。這一論述對于改革翻譯教
材建設同樣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3. 2漢英翻譯實踐更強調再創造
長期以來,“信、達、雅”及類似的翻譯標準指導
下的翻譯理論和翻譯教材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更明
顯地體現在漢英翻譯實踐之中。?常州翻譯公司比如,陳宏薇
(2000)指出,中國人學習漢譯英時,是分析理解用
母語寫成的原文,按與習慣的思維方式相對立的較
陌生的思維方式,以較母語能力差的外語能力,寫成
一篇與原文意義相符、功能相似的英語作文。李德
超教授認為,漢譯英就是有條件地英文寫作(轉引自
陶友蘭2008: 15)。郭建中(2005: 90)的觀點是,翻
譯實際上也是用另一種文字對原作進行改寫和重
寫。法國釋意派理論認為,實用性文體的翻譯是基
于寫作技巧的一種重新表達的藝術

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根據不同的培養目標和不同層次有不同的理論教育。應該
說,這一信息對于我們調整翻譯人才培養模式是極
具參考意義的。
?常州翻譯值得一提的是, 2007年4月在印尼茂物舉行的
國際翻譯家聯盟第五屆亞洲翻譯家論壇上,國際大
學翻譯學院聯合會(CIUTI)主席、瑞士日內瓦大學
翻譯系主任Hannelore Lee-Jahnke教授一針見血地
指出,跨文化交際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
來使得以市場為導向的翻譯需求與日俱增。為了改
進翻譯質量,提高譯者素質,幫助譯者完成跨文化交
際中介人的角色,翻譯培訓必須以市場為導向。國
際大學翻譯學院聯合會秘書長、德國梅茵茨大學跨
文化研究所所長Martin Forstner教授指出,高等教育
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密切關系使得翻譯培訓需要在
經濟全球化大環境下以更加科學的方式開展。翻譯
培訓機構因此必須制定出一種策略幫助譯者更好地
應對市場變化并且及時調整具體的培訓項目。否
則,翻譯培訓機構畢業生的受雇傭能力(employabili-
ty)以及市場適應能力(marketability)就會大打折扣,
他們在翻譯市場上的生存能力就會被嚴重削弱。在
未來的翻譯市場上,譯者只有在跨文化交際領域中
掌握各項具體技能才能夠成為真正的職業翻譯者,
在知識經濟背景下的知識社會中獲得應有的地位,
如此市場對他們的需求才會與日俱增,譯者也才會
成為未來需求量增長最快的職業之一(王銀泉
2008: 22)。
四、專家學者發出改革呼吁
1.必須改變長期以來翻譯教學和翻譯人才培
養模式定位不明的狀有關專家學者多角度地分析了當前我國翻譯教
學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他們也為改革翻譯教學
模式,使翻譯課堂和翻譯人才培養更多地以市場為
導向,緊密聯系社會現實和市場需求發出了很多呼
聲。一些學者認為,我國高校翻譯教學長期以來脫
離實際,嚴重影響翻譯教學質量和翻譯人才培養,一
個主要原因便是定位模糊。穆雷(2007: 12—13)在
分析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指
出,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培養“翻譯理論
與實踐”方向的碩士研究生。20多年來,翻譯界一
直為培養目標不明所困惑,為培養理念不同而爭論。
碩士可以分為學術性和專業性兩大類。學術性學位
側重于理論和學術研究方面的要求,以培養教學和
科研人才為主。專業性學位培養特定職業高層次專
門人才,強調實踐性,與強調研究性的學術性學位有
著本質上的區別。既然當前從社會實際出發,我們
需要培養更多的應用型翻譯人才,傳統的翻譯教材
和翻譯教學模式顯然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變化和
步伐,必須進行改革。姜秋霞、曹進(2006: 10)的分
析認為,目前國內的翻譯教學在人才培養類型、層次
等方面與社會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矛盾,這是因為翻
譯人才的培養規格和模式比較單一,長期遵循學術
導向的單軌制進行招生和培養,忽視口筆譯應用型
人才的實際工作特點。陳浪、柴明颎(2008: 60)的觀
點是,許多本科生或研究生畢業后不能很快適應市
場和職業要求,同時不具備較強的翻譯研究能力,翻
譯教學改革因此勢在必行。王銀泉(2008: 25)認為,
現有的翻譯教學模式有必要進行調整,翻譯課堂教
學必須擺脫脫離具體語境的、缺乏真實性的操練,尤
其是必須改變遠離實際的、以教師提供的參考譯文
為翻譯教學最終目的的教學和培養模式。翻譯教學
的改革方向應該以非文學性質的各類應用翻譯教學
為主,這是因為“應用翻譯是一種以傳遞信息為主要
目的、又注重信息傳遞效果的實用型翻譯,它的最大
特點除了實用性強之外就是應用面廣,其范圍幾乎
涵蓋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大
大不同于強調藝術審美和文學欣賞的文學翻譯,就
內容來看,它幾乎囊括了除文學翻譯以外的所有作
品”(賈文波2004: 3)。
2.當前流行的西方譯論為翻譯教學改革提供
了依據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年我國翻譯界十分推崇的
費米爾的“目的論”翻譯理論、賴斯的文本類型翻譯
理論以及紐馬克的交際翻譯法事實上更適用于各類
應用型翻譯?!澳康恼摗备怯捎谶^分強調譯語文
化和譯文功能,從而遭到文學翻譯領域的不少學者
的批評,因為對于強調不同原創藝術風格、提倡文化
多元的文學翻譯而言,“目的論”原則顯然不能滿足
這類翻譯的要求(賈文波2004: 53-54)。從這一論
述出發,我們更有理由指出,既然“目的論”翻譯觀
當前十分流行,既然“目的論”更適用于各類實用型
翻譯,而且被許多人士所接受甚至頂禮膜拜,我們的
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學就更沒有理由不在適合的
翻譯理論指導下朝著非文學翻譯轉向。賈文波
(2004: 61)的分析還認為,費米爾、諾德、紐馬克和奈
達等這些在當前我國翻譯界如雷貫耳的大人物所主
張的翻譯觀點雖然各有千秋,但是其中有一個共同
點,那就是他們都將翻譯與語言功能結合起來,注重
文本(或語言)功能在翻譯中的作用,這一點恰恰與
實用翻譯的現實和要求十分切合。馬會娟(2005:
81)更是指出,事實上,紐馬克的不同文本應用不同
翻譯方法的觀點與王佐良先生在“新時期的翻譯
觀”中提到的“根據文體定譯法”的觀點一致,而且,
王佐良的觀點比紐馬克的觀點說得更加透徹全面,
因為在根據文體定譯法時還應注意“體中有體,不能
同樣對待”。
3.改革翻譯教材勢在必行
3. 1“信、達、雅”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針對我國高校翻譯教學與翻譯教材建設中存在
的許多問題,不少研究者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進行
了探討,而這些探討都證明了傳統翻譯教材的弊端
不容忽視,迫切需要編撰符合時代需求和具有時代
氣息的翻譯教材。陶友蘭(2006: 35)表示:“從學生
的反映來看,翻譯教材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且,新教
材的編寫必須以人為本,要站在學生的需求角度來
選材和編撰?!蔽覀儜摽吹?長期以來“信、達、雅”
及類似的翻譯標準指導著翻譯教材建設和翻譯教
學,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了此類翻譯標準并不能
放之四海而皆準,尤其是在社會急需大量實用型翻
譯人才的背景下,翻譯教材建設與翻譯教學更應區
別對待文學翻譯和非文學翻譯,因為兩者在翻譯目
的、翻譯要求、翻譯手段和翻譯技巧等方面均存在著
較大的差異。陳新(1999: 322)認為,文學作品的譯
文必須將原作的文學特征忠實地、一絲不茍地傳達
給譯文的讀者,不僅是思想感情,還包括語言形式,
即不但要達到信息上的等值,還應達到藝術上的等
值。而在另一方面,“‘信達雅’對于文學翻譯也許
是非常有效的一種指導原則、翻譯標準;對于實用英
語翻譯,它的指導意義還有待商榷……反思的結果
是,‘信達雅’并不完全適合于實用英語的翻譯”(林
克難2007: 6)。張美芳(2001: 14)也指出,在大多數
情況下,尤其在翻譯信息資料時,將原文逐字逐句地
翻譯出來的做法已不常見。陶友蘭(2006: 38)認為,
翻譯教材必須讓學生知道,翻譯標準并非只有“信、
達、雅”,而是可以根據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對
象、客戶的不同要求和目的來調整翻譯標準,